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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都不明白,收藏古籍可以让人痴迷,也可以让人疯癫,更可以让人不择手段,失去品德和信念。都以为喜欢书的人,脾性一定温文尔雅,对待人和和气气。但是,自古以来,那些真正的大藏家,真正痴迷于藏书的人,没有不疯狂的。
首先喜欢藏书藏画的首推大唐皇帝李世民。
古籍记载,东晋王羲之死后,兰亭序由其子孙收藏,后传至其七世孙僧智永,智永圆寂后,又传与弟子辨才和尚,辨才得序后把宝贝藏在了梁上。唐贞观年间,太宗喜欢书法,酷爱王羲之的字,唯得不到兰亭序而遗憾,后听说辨才和尚藏有兰亭序,便召见辨才,可是辨才却说见过此序,但不知下落,太宗苦思冥想,不知如何才能得到。不久,唐太宗就启用监察御史萧翼,让他装扮成普通人,带上王羲之杂贴几幅,慢慢接近辨才,骗得辨才好感和信任后,在谈论王羲之书法的过程中,辨才拿出了兰亭序,萧翼故意说此字不一定是真货,辨才不再将兰亭序藏在梁上,随便放在几上,一天趁辨才离家后,萧翼借故到辨才家取得兰亭序,后萧翼以御史身份召见辨才,辨才恍然大悟,知道受骗但已恨晚,萧翼得兰亭序后回到长安,太宗予以重赏。
其次喜欢藏书的大奸臣严嵩。
严嵩在京都藏书处有“钤山堂”、“忠弼堂”、“听雨楼”、“延恩阁”等。在故乡又大建藏书楼名之“宝翰楼”,址选南昌,嘉靖皇帝御书“琼翰流辉”以赐。宝翰楼藏书有两个“特别多”。首先是宋元版书特别多,据王世贞《朝野异闻录》载:“籍没严嵩家宋板书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。”其次是抄本书特别多,共有2613本,这么多的抄本基本上都是抄录皇宫秘阁中罕见的宋元版本图书,故尤其珍贵。据《式古堂书画考》载:“《严氏书品册页目》:手抄宋元书籍2613本,没入大内。一应经、史、子、集等书计5852部、套,发各儒学贮收;一应道、佛各经决计914部、套,发各寺观供诵。”《历朝四百五十人传记?严嵩》中也提到,严嵩削职抄家之时,“经、史、子、集6766部、套,听雨楼石刻法帖358件”尽充公。严嵩的藏书印有“介溪珍玩”、“钤山堂图书印”、“钤山堂家藏经史之印”等。
由此可见,严嵩的藏书量是惊人的,等级之高是罕见的。能达到如此规模,一方面说明了严嵩对书的偏爱,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以权力和地位而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。宝翰楼的藏书虽然无与伦比,但它并没有属于严嵩多长时间。1565年遭遇抄家时,便被全部没收,随着严嵩政治生命的结束,宝翰楼的藏书也随之烟消云散了。
上面一个皇帝,一个奸臣都是有史以来的大藏家,它们可以倚仗权势强取豪夺,收藏到自己心仪的任何书籍,到现在依然如此,那些有权有势的,依然是大藏家,依然可以不择手段,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所有东西,比如说陆三爷,他想要得到的,就没有得不到的。爱书如痴入迷,也让他为了得到林逸的那批古籍善本出尽了伎俩,并且打定主意一定要弄到手。
……
作为新晋的四品藏家,林逸也许在古籍鉴定上很有一手,可是轮到应付各种计谋,就嫩了点。
所以,第二天,他就带了那拍卖邀请函,喜冲冲地来了“博海拍卖行”艺术品拍卖现场。为了凑够那套版画书,得到《六经图》,林逸也是下足了功夫,做够了研究,并且信心十足。
可是等林逸到达拍卖会现场,才发现,现场的气氛似乎有些不对,因为除了他之外,拍卖现场还来了几位行为奇特的买家。
艺术品拍卖中,约定俗成的方式,是把台下的座椅整齐排列,买家来到现场,随意挑选自己想坐的位置。真正有经验的买家,大多会选择坐在拍场的后方,以便观察拍场的情况,能够看到是什么人在跟自己抢同一件拍品。而卖家坐在后面,也是同样的心理,根据对大买家的了解程度,见机行事地托几下自己的拍品。其实,买家和卖家这种做法都不过是一种心理战,林逸在香港拍卖行,在南都拍卖行都领教过,觉得这也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,究竟是道高还是魔高,还真的不好说。
自从收藏书籍以来,林逸为了收藏自己喜欢的版本书籍,也经常光顾那些拍卖行,在拍场中也常常为选择座位而举棋不定,坐在后面也有弊端,因为会有熟人回头望一望,示意能否高抬贵手,他这人脸皮又薄,往往有很多欲得之品,最后都因此归了他人。坐在前面虽然有弊端,那就是被全场的人盯着,知道他在买哪一类的拍品,但也有个好处,那就是谁也不顾,眼睛只盯着拍卖师,任何朋友请让,自己都可以装作看不见,其实也是真的看不见。但无论怎样挑三拣四,其实还是在这些摆好的座位中,选择坐在哪里而已,很少人会想到,座位还可以不这么摆。
这次拍场上进来的这几位,就不拘囿于拍场的摆位规则。他们六七个人,走到拍场的中间位置,全然不顾现场工作人员的阻止,拉开七把椅子围成个扇型,几个人坐下,旁若无人地现场办公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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